中央兰开厦大学钢琴专业

黄家信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专业壮学与瑶学方向负责人、博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壮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石上红莲——广西彝王寨的巨变》等。

摘 要：五口通商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次大转型时期。这时期的中西贸易具有不平等性质，也有剧烈竞争的性质，而且中优西劣明显。不平等性质的中西贸易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逐步落到外国列强手中，中国社会经济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关键词：五口通商时期；中西贸易；竞争；鸦片贸易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西贸易由广州一口增加到五口。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新条约以前的十余年间，中西贸易主要是在《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进行。因此，这时期的中西贸易也被称为五口通商时期(1843～1858年)，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起点，也是中西贸易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既有公平的贸易竞争，也有可耻的鸦片走私，对中国社会经济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

一、战后中西贸易的激烈竞争

五口开放之初，弥漫于英、美等侵略者头脑中的是一片按捺不住的狂想。特别是英国侵略者“兴奋若狂”，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英国的公众被告知：“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么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供给不上了。”侵华英军头子璞鼎查公开预言，中国这个新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至“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他一省的衣料”。英国人不仅对他们最主要的工业出口商品——棉纺织品寄予无限的希望，而且在实际的贸易中还把钢琴乃至吃西餐用的刀叉大批地运到中国来倾销。美国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市场也充满了信心。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然而，英美列强的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美梦，在实际的中西贸易中却破碎了。

英美列强运来的许多商品遭到了厄运。大批刀叉、钢琴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这是老掉牙的贸易史话。棉纺织品的销售也绝不比刀叉、钢琴的销售好多少。据统计，1844～1845年的中英贸易，英国亏本35%～40%；1845～1846年，英商对华贸易大多亏本35%～40%；1847年，英商对华贸易亏本30%～40%。其实，五口通商时期的中西贸易，中优西劣的状况并没有改变。1850年起，连同鸦片贸易在内，西方总输入抵销不了总输出。中国白银外流的同时，又大量快速地流回。这种情况，在1858年10月2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就已经提到：“我在仔细分析了1836年以来的贸易动向之后，可以肯定地说……1844～1846年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增长，在1847年就已经证明完全是假的，并且在后来的十年当中出口额平均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英国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大大地增长了”。

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对英、美两国的贸易。1845年，中国的输出总值为3700万元，其中95%是对英美两国的输出；英美两国以外的国家不足200万元，只占5%多一点。中国输入总值为2000万元，英国以外的国家输入中国140万元，占总值的7%。直到60年代初，中国对外贸易的80%还是对英贸易。

在五口通商时期，中国是以出口丝茶和进口棉纺织品为主要的贸易形式。生丝，早在20年代以前即是中国的首位出口商品。至1836年，曾经出口1.4万担，到1843年下降到1400多担。1845年1万担，1858年最高，达6.9万担。整个五六十年代在4万担左右徘徊。茶叶，在2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1832年曾经达到40万担，1843年13万担，1844年达53万担。1160年代末达153万担。然而，五口通商时期的输华棉纺织品却没有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1841年是战前输华棉纺织品最高的一年，达到58万英磅。战后曾有较大的增加。但是，在1845～1855年的十年间，英国输华的棉纺织品仅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不过10%；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黄苇在《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一书中说，上海自1846年开始，西方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了13%，1847年又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

战后西方输华货值的短暂回升和长期缓慢发展，甚至停滞或逐步减少的情况，表明了西方国家在正当的商业贸易中不仅不能打败中国，反而对中国有利。从中国生丝和茶叶的出口情况来看，五口通商时期的中西贸易，中方在出口方面占有优势。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整个50年代西方国家因对华贸易逆差所引起的输华白银估计在1.5亿元以上。

二、战后中西贸易出现“奇怪结局”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西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中西贸易大战中却被他们视为十分落后闭塞的中国所击败，他们觉得不可理解，认为是荒谬怪诞，而事实却又如此“奇怪”。

理解这个问题的钥匙就是马克思的分析：“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它和“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同样是“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在《对华贸易》中，马克思又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首先是鸦片贸易的反作用。马克思引用1847年英国下院的调查报告说：“妨碍这种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可见，战后鸦片贸易不仅帮不了侵略者的忙，反而在正当的贸易竞争中使自己受害，真是自吃恶果，有苦难言，这是侵略者始料不及的。其次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是导致中西贸易奇怪结局的最主要根源。这种结局，马克思的解释是：“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而中国农户自己织的“布匹的售价超过棉花的价钱”的部分，全部都算作他们的利润，因为“他们的时间和劳动都不算钱”。这种劳动如不从事纺织，也将归于虚耗，“除了原料的成本以外，他生产布匹时，几乎没有其他花费”。因此，中国农民纺纱、织布，除了原料以外，几乎无其他成本可言。而英、美棉纺织品不但要支付原料以外的生产成本，而且还要加上关税、运费、保险费等一系列的费用。所以，提高效率的大工业生产不足以弥补“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难以排除实际中遇到的中国手工棉布的竞争。1844年，一个长期居住中国的英国人搜集了中国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土布布样，标上当地的价格，送到英国，看是不是能按照同样的价格在英国生产出来。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按同样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说不上按照这种价格在中国出卖了。”

五口通商时期西方列强在中国遇到的困惑，既说明了中国缺少近代工业生产的产品，但也说明在这个大帝国里仍然具有传统的竞争力，而且这种竞争力曾经毫不示弱地扳倒了英、美近代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然而，中国的竞争力完全体现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如果遇到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这种不计流通过程各种费用的竞争力也将彻底丧失。

三、战后中西贸易具有的基本特征及其性质

五口通商时期的中西贸易虽然也是西方侵略者掠夺的一种手段，但是已与公开的海盗式掠夺或鸦片贸易有很大的区别。战后中西贸易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合法贸易比重越来越大。

战前西方输华鸦片货值占商品货值的75%以上，战后鸦片货值占商品货值的54%。到了70年代，鸦片货值占商品货值的37%，90年代鸦片货值占商品货值的20.5%。这种情况表明，五口通商时期的中西贸易，西方殖民者不仅继续进行非法性掠夺，而且还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掠夺。虽然鸦片货值在总的输华商品货值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减少，可是输华鸦片在数量和价格上仍然有迅速的增长。1840～1860年，输华鸦片由1.8万箱上升到7.5万箱，其中1845～1849年每年平均进口3.9万箱，1850～1854年年均进口5.35万箱，1855～1859年年均进口6.85万箱。1856～1859年间，鸦片的平均价格每箱由352元上升到489元。这些非法的鸦片贸易与合法的棉纺织品贸易相比，实际上是稳步地增长了。正是这种非法的、肮脏的鸦片贸易，1842～1843年从中国流入印度的白银为200万镑，1843～1844年为370万镑。1845年中国入超250万镑，1847、1848两年的入超额为1000万元，1849年入超241万镑，这些都需要用白银去支付。这种贸易逆差到1850年才被扭转过来变得对中国有利。

由于合法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中方的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副产品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大。但是中国进口的工业品不是互通有无，而是西方列强把中国视为他们推销剩余工业产品的市场，中国也没有拿出工业品到市场上与西方列强竞争。中国的农副产品出口虽然也算是互通有无，但还是单向贸易，而且还被外国列强控制和操纵，因而仍然具有不平等的性质。

首先，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使战后中西贸易变成不平等贸易。西方列强凭借条约，改变了原来外商只能与清政府指定行商进行贸易的惯例，他们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但是，这种扩大了的中西贸易是建立在单向贸易和协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的基础上。单向贸易最终还是中国吃亏；协定关税则使中国的关税税则完全有利于外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其次，战后中西贸易的不平等性因为具有条约依据，使得这种不平等性贸易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具有法律的意义。清政府也就成为外国侵略者的帮凶，让侵略者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侵略的目的。再次，战后贸易是由先前的正当贸易演变而来的，因而也具有一般商业活动的基本特征。最后，战后中西贸易所具有的不平等性不断加剧和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失去了国门钥匙——海关税则。外国列强更是一步步把中国变为他们倾销剩余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的殖民地性质的市场。这种双边进行的不平等贸易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因而显得更隐蔽和具有表面的合理性，似乎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正当商业贸易，实际上却是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性质的市场。因此，五口通商时期的中西贸易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贸易是一种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商业贸易的延续和发展，甚至战后贸易的扩大是我国和世界广大人民所要求的，因而也表现出剧烈的竞争性质。

五口通商时期的中西贸易性质决定了此期间的商业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合法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中国在激烈的中西贸易竞争中扭转了由于鸦片贸易引起的大量白银外流的趋向，转而使白银内流，保持了贸易顺差。但是，不平等性质的中西贸易也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逐步落到外国列强的手中，再加上腐朽的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中国社会经济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两相比较，这期间的中西贸易其积极影响还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是帝国主义侵略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好相反，是帝国主义侵略扼制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五口通商时期的中西贸易表明，如果按照正当的商业贸易，各国之间互通有无、平等竞争，中国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是，英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竞争不过中国，于是它又露出了强盗的面目，准备把问题放到炮口上来解决了。

【注】文章原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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